8月26日，“滴滴”发布了《关于乐清顺风车事件的自查进展》的通报，其中提到，“自8月27日零时起，在全国范围内下线顺风车业务，内部重新评估业务模式及产品逻辑”。至此，历时3年多，以数起命案为代价的顺风车业务终于告一段落了。

　　顺风车为什么这么不顺？笔者以为，这是其无序扩张的必然结果，在其背后则是一场资本无限膨胀、无视公共利益的“盛宴”。今年4月据《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滴滴当时正在和多家投行洽谈IPO事宜，期望在2018年下半年上市。5月下旬的消息显示：滴滴已初步决定落户香港上市。滴滴出行作为国内一线未上市新经济企业，其估值水平可以名列国内前三，除了1500亿美元的蚂蚁金服之外，就数滴滴出行、美团的估值最高，都能有600亿美元以上，其市值甚至位列全球十大新经济企业。

　　在资本扩张的诱惑下，“顺风车”已经变味了。在2016年7月26日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文件中，第十条的阐述：私人小客车合乘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空气污染，城市人民政府应鼓励并规范其发展。由此可见，顺风车的主要功能不在于营利，而在于减少拥堵和污染。不过，此后的顺风车则好像成了“漂白的黑车”，所有出租车可以做的业务都可以做，但是相应的监管都没有。特别是与公安交管部门之间几乎隔绝，在不少城市，不但事前不要运营许可，而且事中监管基本靠企业自律。

　　事实上，国外也有顺风车，只是在监管方面细致多了。2015年2月，新加坡议会又通过了《道路交通法（合乘例外）》的修正法案，将符合规定的私人小汽车合乘（俗称顺风车）从非法营运中豁免，法案对合乘定义非常清晰，主要界定标准包括：1．合乘的发生是车主的顺路行为；2．车主不得在道路上、停车场或公共站点主动邀约乘客；3．车主应在合乘前知会乘客其计划出行目的地；4．车主应在合乘发生前与乘客就费用（包括现金或其他对价形式）、上车点、下车点等与乘客达成一致；5．费用（包括现金或其他对价形式）不得超过因合乘产生的成本（据解释，收费必须显著低于出租车收费）；6． 如果合乘包括1名以上乘客，则合计收费不得超过因合乘产生的成本；7．每位车主每日不得超过2次合乘；8．车主不得在车内外张贴有关招租费用等信息。

　　新加坡的规定如此细致，显然是为防止私人车辆以“合乘”之名行“非法营运”之实。新加坡顺风车与中国顺风车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司机发起请求的随机性搭乘，旨在缓解交通压力；后者是乘客发起请求的无限次运营，本质上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做生意。

　　在强有力的监管下，新加坡的顺风车只能发挥其提供便利、缓解拥堵的功能，自然不可能成为一个“大生意”。而在弱监管下的中国顺风车，由于其体量巨大，人员、车辆、管理上都只要很低的成本，所以快速扩张，进而以其规模优势迅速成为资本的宠儿。

　　物极必反，顺风车出发点的变味直接导致：业务不断爬坡，安全不断滑坡，直至最终激起民愤，在几起命案的催化下，给上市带来变数，最终“滴滴”自己也不得不让其下线。 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出来混，总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