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及之后，杭州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就停留在169这个数字，在全国各城市中排29位左右，最早它在前20城里，在湖北13市、重庆、温州、北上广深之后。它的现存确诊病例2月28日就掉出前50名，而现在只有4例了（截至3月2日13：00，甚至低于同省的绍兴5例，和嘉兴一样），快要清零了。杭州给人的安全感，与日俱增。

关于杭州，我曾写过两篇相关的文章。第一篇讨论，“北上广深之后，到底谁是第五城”，在那篇文章的投票中，杭州排在第一，接下来是武汉、成都、南京、苏州、重庆和天津。其实，后来想想“第五城”概括不了它，因为不是专属的，也没有抓住精髓。叫它数字经济第一城，似乎才合适。

　　第二篇讨论，“上海、杭州、南京，你选谁跟你共度余生”，谈的就是新的生活，新的机会，安全和善待，谁做的更好。我在文章中，没有做对比投票，也没有给出结论，只是引发一些思考。“新生活之城”是否合适定义它？

　　2019年，杭州有了一些本质上的变化。

第一个，人口超过千万，成为全国第16座人口过千万的城市。2月15日发布的2019年浙江省人口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19年末，浙江省常住人口为5850万人，其中杭州突破千万人口，达1036万人。从2015年末到2019年末的四年间，杭州增长百万人口。在长三角地区，杭州市的人口增量、增速都是高居首位。

　　第二，GDP15373.05亿，从第十位上升到第九位。排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武汉之后。其实再仔细观察一下，成都和武汉这几年一直在纳入新的行政区域，苏州和杭州倒是没什么大的变化，这两座“天堂之城”，在经济上也相对比较纯粹些、有机些。

　　更多的本质，则体现在2020年初的这场战“疫”上。好似，这座城市是专门为2020年代量身定制的，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快速反应的新效率之城。在此之前，它的公共服务效率已经闻名遐迩，一批浙江出身的干部，把这种新效率带到中部、西部。这种新效率的背后，就是作为城市新基础实施的数字化善治能力。

　　以前深圳出过“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而杭州则输出了这样一种价值观，“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技术加人心”。这两座城，无疑都是创新的实验之城，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间段，被新的发展理念完整重塑。

　　所以，用智慧城市、金融科技中心等等之类定义它，也有点过时了。它正处于当打之年，似乎永远年轻，永远在进化、迭代之中。（所谓当打之年，原指武艺（武功）成熟与巅峰期的年龄段。也被引申到体育竞技界，指运动员竞技状态颠峰期的年龄段。同理，城市也会处于创新巅峰期。）

　　原来，杭州流传下的故事都太过于久远和经典，如今这个古老的城市，似乎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正在刻画着一个21世纪20年代后城市该有的一个新的样板。2020年开始，中国也许会真正进入数字化新效率社会，这样的社会可以不断输出解决一切热点难点敏感问题的创新迭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