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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40城，富士康的“岔路口”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据《人民日报》报道，4月17日，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接受党主席吴敦义颁发的荣誉状后，宣布参加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党内初选。
消息一出，多只富士康系股票拉升。
在中国台湾股票市场，它叫鸿海精密（2317.TW）；在H股市场，它叫富智康集团（2038.HK）、鸿腾（6088.HK）、云智汇科技（1037.HK）、讯智海（8051.HK）；在A股，它叫工业富联(17.890, -1.72, -8.77%)（601138.SH）。
不过，无论怎么命名，也无论里面装着什么“资产”，很多人依旧习惯用“富士康”来称呼这个集群。并且，往往还会补充一句：“这是苹果的代工厂”。
这家“代工厂”究竟有多大影响力？
资料显示，富士康已在全球设有200多个生产基地和子公司，员工也达到140万人规模。2018年，鸿海精密集团整体实现营业收入5.2兆新台币（约1.13万亿元人民币）。
去年，是富士康进入中国大陆投资30周年。如今，它像一棵大树，在大陆数十个城市“生根发芽”。
迁移路线
有人评价，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布局轨迹，与工业化进程高度吻合，遵循的是从沿海城市到内陆地区的产业迁移路线。
2018年，郭台铭在深圳为100多名富士康员工举办了一场“生日派对”。这些员工都出生于1988年6月6日——这一天，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开设第一家生产基地，命名为“深圳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
该厂所在的深圳宝安区西乡，正是富士康在大陆的起点。
以此为据点，富士康在深圳形成龙华和观澜两大科技园，员工一度达到三四十万人。要是早上守在厂区门口，你可以看到数万员工涌入园区连绵数公里的震撼场面；若是遇到富士康招聘，你能够看到数百人乃至上千人排起长龙，进厂应聘。
因为身处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末端，深圳不再便宜的地价和人力成本，让富士康开始把目光投向其他城市——
1995年，昆山科技园城北厂区投产；
1999年，富晋精密模具（晋城）有限公司基地开工建设；
2003年，太原科技园一期工程、杭州钱塘科技园奠基；
2004年，烟台科技园奠基；
2005年，天津科技园奠基；
2006年，太原科技园二期工程奠基；武汉科技园、淮安科技园签约；
2007年，廊坊科技园开幕；南宁科技园富宁厂区开幕；
2009年，重庆科技园奠基；成都科技园签约……
2010年，深圳突然爆出两条颇具轰动效应的传言：富士康外迁数十万名员工， 42万名深圳员工仅剩10万人。
几乎同一时间，河南鹤壁市政府网站挂出一纸招聘通知：近期需要10万名员工到富士康培训，招聘员工经过培训实习，可在本省建设好的富士康厂区工作。
传闻有了“实锤”。富士康后来长达20年的“大举西迁”，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生产线不再固守南方沿海城市，而是迁往相对不发达的华中、华北及西南地区。
富士康的产业布局越发清晰起来：逐步从深圳、杭州、上海、昆山、烟台、北京等发达城市走向中西部地区，然后再慢慢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中去。
发展到现在，据城叔不完全统计，至少43个城市（港澳台除外）都有富士康的身影。
华北地区：北京、秦皇岛、廊坊、天津、太原、晋城
华中地区：鹤壁、濮阳、济源、郑州、兰考、睢县、南阳、武汉、长沙、衡阳
华东地区：烟台、菏泽、淮安、南京、无锡、嘉善、昆山、上海、宁波、杭州、安庆
华南地区：广州、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深圳
西南地区：成都、重庆、贵阳、凯里、六盘水、南宁
西北地区：兰州
东北地区：沈阳、营口、长春
“大饼”效应
富士康的扩张，也伴随着城市对它的渴望。就业、税收、上下游，是富士康带给当地的“三大宝”。
比如，缩小深圳规模后，郭台铭2012年宣布，要在山西晋城投资千亿元，建设全球最大的机器人(18.850, 0.51, 2.78%)等八大生产基地。对于一个2011年GDP才895亿元、市区人口仅40万的城市来说，这笔投资体量和招工体量，无疑是“巨无霸”般的存在。
晋城当地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表示：
晋城以前就是个小庙。富士康一来，以前的配套设施都得跟上它的水平，一下子把我们也给提高了。
富士康带来的“大饼”效应显而易见。这也难怪，一度出现各地政府争相邀请富士康落地的局面。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引进一个富士康，可以预见地方与企业双赢的局面。
最典型的是郑州。在富士康到来之前，带动郑州GDP的是煤炭、水泥等重工业。为引进这个代工巨头，河南曾花费上亿元财政补贴为富士康解决用工荒。2011年，郑州产业结构出现“拐点”，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增势。
作为苹果手机核心代工厂，2010年到2016年，郑州富士康累计生产超过4.6亿部iPhone；2015年富士康所属企业进出口，占河南进出口67.5%，贡献率达114.3%。2013年，河南进出口额也一跃成为中部六省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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