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郭慧敏

　　编辑/刘汨

　▷独自一人在家中的洪英

　　王明58岁了，他坐过牢，没有儿女，也没有其他亲属。王明一直在焦虑，谁能给自己养老送终？他的理想人选是自己的房东。

　　这样看似不可能的、超越血缘的监护关系，在2017年10月1日之后，有了实现的路径。

　　随着《民法总则》的实施，意定监护制度正式出炉，其中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关系不再被血缘束缚。

　　几年来，李辰阳所在的上海普陀公证处，办理了200多起意定监护关系公证。在这期间，李辰阳见证了许多建立在街坊邻里、租客与房东，甚至是老同事之间的监护关系。

▷进行意定监护公证的多为老年人 | CFP

　　谁来养老？

　　厨房里，天然气灶上摆着两个老式铝锅，锅底烧得黢黑。洪英拿着板凳一瘸一拐地走进来，坐在洗手池正对面，仔细挑拣着盆里的青菜。

　　洪英今年71岁，身体一直不好，终生未婚。2017，她骨折过一次，更加为自己无依无靠的生活担心，“我想赶紧住进养老院，但是没有监护人给我签字。”

　　因为没有监护人无法入住养老院，洪英并非个例。李辰阳介绍，寻求意定监护的群体中，老年人占比80%左右。对孤老、留守老人、失独家庭来说，他们没有监护人或没有可信任的监护人，需要在自己尚未失能失智之前，提前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划。

　　规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养老机构的入住。虽然法律没有强制规定，但如果没有监护人签字，许多养老护理机构都会拒绝老人入住。此外，医疗决定的签署也是个问题。一般医院在进行有危险性的手术时，会要求病人家属或监护人在治疗方案、风险提示书上签字。

　　洪英并非没有法定监护人，她原本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三哥已经去世，姐姐常年没有联系。洪英和大哥的关系不好，大哥曾阻止她卖房养老，甚至打来电话吓唬她“卖完了房子，要是人家知道你有钱，可能会入室抢劫！”

　　二哥倒是个正派人，但他已经81岁了，二哥曾语重心长地嘱咐洪英：“我老了保护不了你了，你常跟街道、派出所联系。”

　　特殊的家庭环境，让洪英早早将自己定义为“孤老”。

　　同样处在焦虑中的，还有73岁的刘辉，他也想找个意定监护人，不只为自己，也为了儿子。

　　在刘辉卧室的柜橱里，放着各种各样的药，“这是扩充血管的，这是降压的，这是安眠的．．．．．．”几十种药物，他熟知每一种的疗效、用法甚至产地。刘辉不确定73岁的自己还能陪儿子走多久，尤其是两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之后。

　　在另一间卧室，刘辉叫醒午睡的儿子，被窝里43岁的儿子刘晓阳表情木讷，反应迟缓。

　　据刘辉介绍，因为爱人在怀孕时多次服用药物，导致儿子智力异常。儿子不会做饭也不会花钱，但老实听话，父亲曾嘱咐他有人敲门不要随便开，结果学校老师都被他拦在门外。

　　爱人2011年去世，刘辉开始负责起照顾儿子的全部生活，包括起床后开窗通风、刷牙时的正确方向，刘辉都要向儿子一次次重复。

　　儿子的存在让他不得不警惕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变数，也对意定监护人的选择更加慎重，“我的事儿好说”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对于自己的监护事宜，刘辉说只要有人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个字就行，骨灰都可以不要，但刘晓阳的余生，却容不得半点马虎。

　　像刘辉这样同时为自己和身心智障孩子找意定监护人的“特殊群体”，被李辰阳归类为“心智障碍子女家长”，他们有“双养”的担忧，需要通过意定监护协议把自己和孩子“托付”给信任的人。

　　此外，另一种需要意定监护的“特殊群体”，是那些在年老时再婚或搭伴养老（同居但不领证）的老年群体。一旦老人失能失智后，再婚或同居对象极易和老人子女发生矛盾，这更需要通过意定监护，让信任的老伴得到法律上的资格认定。

▷正在照顾老钱的赵亚梅

　　超越血缘的信任

　　2019年1月24日，上海市普陀公证处，58岁的王明领到了期待已久的意定监护公证书，他抱着公证书，直奔街道办事处。之前谁都不相信他能找到意定监护人，街道的汪科长还跟王明打赌，要是找到了，给他“报销”2000块的公证费。

　　李辰阳为王明办理了公证手续，这是他经手的所有案例中最特殊的一个：无亲无故无报酬，房东却愿意做房客的监护人。王明自己也不敢相信，“说句不好听的，我这个人就是个烂摊子，一无所有”。

　　对于自己的过往，王明用“悲哀”两个字来形容。58年前，亲生母亲将他送给了一对老夫妇，之后就再没出现过。王明自幼顽劣，成年后三次因为盗窃被判刑，在监狱里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

　　出狱后的王明靠领取低保和廉租房补贴度日。2011年，王明认识了现在的房东夫妇，因为投缘，三个人处的像一家人。两个月前，王明脑梗住院，也是房东在照顾。

　　即使如此，对于晚年的恐惧还是抓住了王明袭，于是王明向房东提出了在电视上看到的意定监护。之所以能够得到房东的同意，王明觉得是因为同情，跟当初他们夫妇知道他有前科，还把房子租给他一样。王明将自己形容为领低保的“穷光蛋”，从心底感激房东是大公无私的好人。

　　同在上海，78岁的老钱寻找意定监护人的路，开始并不顺利。老钱的人选是邻居赵亚梅，九个月前，赵亚梅对于这事还十分抗拒，老钱曾几次让她当监护人，都被拒绝了，“我自己年龄也大了，再说人家隔壁邻居背后会说我图什么。”

　　拒绝之外，赵亚梅从来不吝啬对这位老邻居的帮助。她回忆，三十几年前搬来的时候，老钱就已离婚。老钱和赵亚梅的丈夫处的像兄弟一样，退休后干脆在赵亚梅家入伙。几年前丈夫病重，老钱时常帮忙照顾，在丈夫去世时忙前忙后，料理后事。

　　之后老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赵亚梅承担起了给老钱买饭、买药、洗衣、送医等一切琐碎的照料工作。赵亚梅平时出入的时候，都会顺便敲几下老钱家的门，喊两声“老钱老钱，你在干嘛，还好吗？”得到回应才能放心。

　　赵亚梅曾托人给老钱挨家找过养老院，得到的答复都是：“邻居送来不行，必须有监护人签字才收”。赵亚梅这才同意签下意定监护协议，“不管怎么样，总要把他先安顿好。”

　　洪英找到的意定监护人，则是社区里评选出来的“孝星”，在她脚骨骨折之后，经常来家里帮她修脚，久而久之，对她的困境便十分了解。有一次洪英又说起想办理意定监护但找不到人选的无奈，“孝星”沉默了一会儿，随即掏出自己的证件，跟洪英一字一顿地说：“实在不行我来当监护人，给您签字进养老院。”这句话让洪英一下子宽了心。

　　虽然许多人是出于善意担负起意定监护关系，但部分意定监护协议中也会涉及报酬。李辰阳介绍，被监护人为表示谢意，可以在协议中写明酬金数额，在本人完全失能失智之后条款生效。但这样设定酬金的案例占比不超过百分之十，大多数监护人都是自愿无偿承担监护责任。